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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引领上海未来
来源:文汇报   2010-12-2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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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欧美同学会院士座谈会精彩观点荟萃  

    胡锦涛总书记在年初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发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动员令,并提出中国到2020年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在海内外激起强烈而持续的反响,被认为是21世纪中国和平发展的最大动力。诚如近日上海欧美同学会组织的院士座谈会上不少院士所言,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城市,不仅需要科技界的上下一心,更离不开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参与,而舆论宣传亦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为此,《科技文摘》将从本期起推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系列专题,从专家建言、他山之石、典型案例等多个角度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上海建设创新型城市服务。敬请广大读者关注并提出宝贵意见。 

    以应用为导向  加强自主创新 

    沈文庆(中科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 

    我认为,必须建立和畅通科学家和企业家对话的机制,由此提出牵引产业发展的重大基础研究课题,然后通过产学研结合在高校和研究所开展攻关。产学研结合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应是重大应用中的基础研究课题。一般性的技术转移应该通过市场来解决,政府通过政策及中介机构予以导向。 

    提个建议。上海在浦东地区的生命和医药研究基地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应该有一些面向上海市未来发展、以探索学科交叉和重大产业中的基础研究问题为主要任务,进行自主创新的大科学研究中心。如美国的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现在已经变成高性能计算、生物、纳米等多种科学研究的综合性科学研究中心,它源源不断地给硅谷和加州的创新产品发展提供支持。日本的理化研究所也是这样的机构,它承担了很多国家任务,也承担了很多产业要发展的基础研发任务。这样一种集成性的大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目前还没有。上海作为未来的国际大都市,在浦东形成这样一个较大体量、集成的创新平台或科学研究中心,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科技发展是全社会的战略 

    陈凯先(中科院院士、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 

    要把“科教兴市”战略进一步落实好,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把科技发展的战略真正变成全社会共同的战略,把科技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产业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战略,这一点非常重要。科技发展不仅仅是科技教育部门的事情,而且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来努力。 

    我们的创新能力还不够。但是创新能力并不是想有就能有的,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拿生物医药领域来讲,建国以来我们大部分的力量放在仿制上面,真正的自主创新非常少。要实现自主创新,必须要建立相应的技术平台体系,培养符合创新要求的人才。上世纪末起,在国家和上海市科委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已经在张江建立了一些创新技术平台,在提高创新能力和与国际药物研究管理规范接轨这两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初步增强了自主创新能力。 

    现在国家筛选中心已经建起了比较先进的筛选模型,可以采用机器人和分子、细胞水平的筛选模型进行药物筛选,发现了一批很有希望的候选药物,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这为我们今后几年持续不断地产生出新药研发的成果奠定了基础。例如,针对GLP-1受体的糖尿病药物,目前在国际上发现的只是大分子多肽,我们通过筛选已经找到了小分子的活性先导化合物,已引起国际上大医药公司的关注,希望与我们合作共同来开发。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展现出自主创新令人鼓舞的前景。当然这些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要成为新药还需要一段时间,还要我们不断努力推动。 

    科学和技术不能混为一谈 

    洪国藩(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化细胞所研究员): 

    我们过去往往将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这不好。科学是探索自然的奥秘和规律,科学家所发现的是自然界本身存在的,不是人类的“创新”。技术则可以是人的创新,是科学发现的应用,具有巨大的市场可能性。这样的理解我认为比较准确。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因为这有助于我们的管理,如果管理部门对科学和技术两者的差别并没有弄清楚,会出现用管理科学的模式去管理技术,或者用管理技术的模式去管理科学。这样做的效果和效率就会有问题。 

    围绕重大任务培养人才 

    谷超豪(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 

    我们要自主创新,要引领未来,人才很重要。人才的来源是有的,需要研究怎样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和组织起来,围绕重大任务进行工作。比如说,复旦大学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派了一些数学系的毕业生到美国去学统计,经过20年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成为美国好几个重要大学统计系的系主任或主要骨干。他们很多人跟我讲,希望为在国内发展生物统计出力,这对医药工业和基因功能分析都很重要。以适当的方式发挥他们的作用,对科教兴市会有很大的益处。 

    医学界尤其要创新 

    张涤生(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大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教授): 

    我们医学界尤其要创新,医学界存在的问题可以说存在于整个治疗技术方面。我们中国人头脑、双手都是比较灵活的,在这方面我们并不差,我们差在药物、仪器、器皿等方面。如今,我们所有大小医院的CT、核磁共振仪等医疗仪器绝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几十年来没有改变。要改变这一现状,可以考虑走医工结合,走医科与生命科学结合之路。这条路我们现在正在逐步探索。 

    前几天报纸上报道,美国波士顿医学专家搞的人造膀胱已经应用在临床上了。尽管这个膀胱与人的膀胱相比还有很多不足,但毕竟他们又领先了一步。我们医院的曹谊林教授现在也在做相关动物实验,在兔子身上做了膀胱的实验。曹教授在美国第一个做人造耳朵,现在还不能进入临床应用,就是缺少一些支撑的技术。我们现在做的实验除了骨头以外的还只限于在动物身上,像老鼠、兔子、猪等。可见创新问题很重要,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创新重在基础建设 

    徐秉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现在船舶行业的自主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尚多。如很多地方都在建造船厂,都在造大船坞。这么多的船坞建起来以后,将来到底有多少市场?而且这些船厂大都是低水平的重复,造成大量资金浪费。我们一艘艘大的出口船下水,剥开皮来看肚子里面的东西,许多重要的设备都是外国造的,很多的机械也都是外国的专利,我们赚的只是船壳子的钱。 

    我认为,当前的问题并不在于投资的高低,而主要在机制和管理上。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重复建设,很多部门为了自身利益搞重复建设,重复建设必然导致产品过剩,导致低水平竞争,这样一来很多的高技术的产品结构上不去,质量也提不高。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体制造成的。主要是政府管理部门的问题,有很多是摆摆平、靠关系、走人情等等情况。这个问题不解决,创新就是一句空话。 

    另外,创新应该从基础做起。从工业来说,要从我们的工业基础抓起。如果基础工业不好的话,搞创新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人的培养也要从基础抓起。现在高校培养模式有一个问题。现在的学生感兴趣的学习就是计算机、外语,基础知识的学习越来越少,这个基础里面包括基础的课程,包括技术的专业课程。如果基础做不好的话,今后的提高与创新是非常困难的。 

    首先要培养创造性精神 

    郑时龄(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 

    当下和未来最重要的就是创新人才。要培养创新人才,首先要培养创造性精神。 

    我们现在的教育有一种工具化的倾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我说过,现在大学生读外语的时间超过读语文的时间,我最近做了一个调查,小学语文课的时间远远超过外语,大概是6.7:1;到了初中,语文课和外语课的比例就是1.02:1,外语课和语文课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到了高中,语文课与外语课的比例是0.97:1,外语课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语文课。到了大学,因为大学里语文是选修课,所以这个统计可能不准确,统计下来,语文课与外语课的比例是0.032:1。 

    当然这个调查不完整,只是对一个班级一百多人的调查,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各地的情况有差异,但是也可以反映一定的问题。从中反映出我们是工具化的教育。语文的重要不只是识字,更重要的在于它对一个人把握好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另外,前几年提出的素质教育,过于注重人文素质教育,素质包括科学技术素质,知识和能力都是重要的,因此,要抓好基础教育。作为科学和创新人才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要无私奉献,为科学技术事业献身。如果我们年轻的一代都是唱着《老鼠爱大米》的一代,他们将来能不能无私奉献,能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科技创新里去,会是一个问题。现在的中学,如果调查一下将来有多少人愿意做工程师和科学家,我想这个比例可能会非常的低。我想这方面的情况应该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 

    文化创新是科技创新的前提 

    汪品先(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 

    创新有一个文化背景的问题,我希望上海把这件事情抓起来。这次科技大会我最激动的就是胡锦涛同志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2020年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上海的目标是能不能率先建成创新型城市,这也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任务,我觉得上海有条件,上海应该先做。 

    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要问我们为什么创新做得不好?是不是说我们太笨了,不会创新;或者是太懒了,不肯创新?这两个都不是。我觉得这里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而我们注意的不够。文化就是科技创新的一个条件,这里面涉及到人才培养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在文化层面上也来一个创新?科学和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们现在对这一点强调的还不够。 

    上海历来就是一个创新的地方,上海做了许多中国第一的事情,原因就在于一两百年来的“开放”。当然那时并不是改革开放,是被迫开放,但是毕竟它开放了。一直流传到现在的很多歌曲还是上海的,很多文化的东西出自上海。上海能不能现在再来引领一下?我觉得“海派文化”这个词不要只看它的贬义方面,它有其正面的意思。我们能不能把海派文化的正面东西发扬起来,它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打破传统的格局。如果这样做的话,在文化创新上,上海就有非常好的条件。等到上海在文化上有了新意,那么科学上的新意也就来了。 

    要从源头方面重视基础研究 

    褚君浩(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技物所研究员): 

    自主创新引领上海发展,要充分认识基础研究是前沿技术自主创新的一个源头。当今科技发展的一个趋势是,基础性研究、创新性研究与实际可能的应用之间的距离以及时间正在日益变短、变快。比如说半导体发光,从半导体发光现象的基础研究到如今半导体光源的实际应用,其间的周期非常短。再比如说新能源技术,如何提高太阳能光伏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归根到底还得立足基础研究。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太阳能电池的效率,还需要发现新的材料、提出新的构思、设计新的结构。这些方面,我觉得都还要从源头方面重视基础研究。 

    创新要从培养想象力和好奇心开始 

    项海帆(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 

    我提两个建议。第一关于创新。我感到前沿的技术和高端的创新都需要长期的努力,要从培养研究者和青年学生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开始,这个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成功。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有关的宣传不要过于张扬、高调。因为创新也不是靠天天讲、月月讲就可以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组织力量和投入,然后十年磨一剑,才可能取得成效。 

    第二个是人才。创新最主要的就是人才,尤其是高端的前沿创新,更需要顶尖的人才。为什么中国“两弹一星”可以成功,就是解放初引进了非常杰出的人才。现在我们国家有30多万的留学生在外面,这其中会有很多受到创新理念熏陶的人才。最近教育部和外国专家局准备配合高校创新平台建设,从国际上排名前一百位的顶尖大学和研究所引进一千名人才,再配合国内的一千个骨干组成创新团队。我觉得这一举措非常好。所以我的第二个建议就是,上海也能否有这样的计划,即引进一百个尖端人才。为此欧美同学会可以配合做一些准备工作。 

    创新源于积累和队伍 

    叶叔华(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 

    我们中科院上海天文台有幸参加了两个国家的项目,其中一个是探月计划。之所以能够参加,是因为我们有过去二十几年的技术和队伍建立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基础,今天哪怕国家给很多钱,我们都不敢承担。我这里提出两个建议。 

    一个问题是清洁能源。现在风能、太阳能都已开展,非常可喜。但是潮汐和海浪发电还没有考虑。我们的钱塘江大潮是全世界少有的,潮位非常高。如果能够把发电部门和地学的专家组织起来,研究其技术可行性,这个论证花钱不多,花费的时间也不多,看看有没有可行性。 

    另外一个问题也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医疗器械的自主创新,不光是药品,也包括医疗器械。现在许多医疗器械都依赖进口,上海都应该有所作为。做成这件事需要有很多医生和病人配合,也需要工学院和研究所的配合,电子、机械、材料等很多的东西都要配合上去。如果上海能够生产我们自己的医疗器械的话,就是为中国13亿人造福。希望上海对于全国的贡献能更多一些。  
  

来源地址:http://whb.news365.com.cn/kjwz/200605/t20060521_9477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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